阿尔西德「安德烈」·利奥塔尔

阿尔西德·利奥塔尔，人称安德烈·利奥塔尔（1887-1973）。一位参议员，一位建筑师，一位版画家，一位画家。他建造了塔那那利佛火车站，装饰了Excelsior影剧院，并刻制了一组马达加斯加版《Chemin de Croix》（苦路），共十四幅铜版蚀刻，于1938年以认购方式委托制作。克利希大道34号院落深处的16号画室，是他自1952年至1973年辞世的巴黎居所——整整二十一年。他是法国工艺学院（Arts et Métiers）培养、经历过殖民冒险的那一代建筑师-艺术家中最后的代表之一。

从贝济耶到里昂——一位建筑师兼画家的养成

阿尔西德·利奥塔尔1887年4月30日生于埃罗省贝济耶。他很早便北上里昂，同时修习两种课程，这两种课程将决定他此后的全部轨迹：工艺学院（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）的夜间课程——一条严肃的技术之路，使他成为建筑师——以及美术学院（École des Beaux-Arts）的绘画课程。这种双重就读——白天是精英工匠，夜晚是画家——是那一代人的典型姿态：拒绝在规尺与画笔之间作出选择。利奥塔尔此后也从未选择。

他在布里昂松第1阿尔卑斯步兵团服兵役。1914年，27岁的他被动员入伍——但里昂的一场有轨电车事故使他一条腿残疾，只能留在后方。他在贝尔潟湖畔的圣沙马火药厂度过了战争。这段履历的细节不多，但恰恰是这一残疾，反过来开启了他的下一段轨迹：非洲。

加蓬、比属刚果——工程总监

战后，他带着一条半残的腿，却也揣着一张建筑师文凭，作为工程总监前往非洲。据参议院的传记，他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完成了连接加蓬沿海与当时属比属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线」——利奥波德维尔即今天的金沙萨。工地条件严酷——蚊虫、疟疾、强制劳役——这类事情在体面的传记中是不会讲的。但利奥塔尔完成了这条线路。比利时授予他王冠勋章军官级勋位。这是他第一次因在海外完成的工作而受表彰，但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
1926年——马达加斯加，一生的相遇

1926年，39岁的安德烈·利奥塔尔被任命为马达加斯加殖民公司总经理。职务是行政性的——发展宗主国与大岛之间商品的生产与交换——但他并不喜欢这个职位。1934年，他辞职，重操建筑师旧业。正是在塔那那利佛的高原上，这位建筑师-画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在约十五年间，他在马达加斯加建造了教堂、修道院、塔那那利佛火车站（至今仍矗立，钟楼下那座大钟已成为标志），并装饰了同名广场上的Excelsior影剧院——首都的大型演出场所之一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切断了大岛与法国本土的联系（1940年），利奥塔尔并未停手：他发明了多种建造工艺，使工地能够只用本地材料——马达加斯加木材、生土、替代水泥——继续施工。1940年至1942年间，他在塔那那利佛反抗维希政府。这一细节值得一提：马达加斯加直到1942年「铁甲行动」（opération Ironclad）之后才正式倒向戴高乐一方；在此之前，总督阿内（Annet）效忠维希。因此，利奥塔尔属于那一小撮在当地拒绝「法兰西国」的马达加斯加法国人。

1944年，安德烈·利奥塔尔当选塔那那利佛市议员。他还被任命为法院专家，并成为商会临时委员会成员。1947年反法起义爆发时，正是他主持Ligue de défense des intérêts franco-malgaches（法马利益保卫联盟），试图开启一场不可能的对话。

一位与双方阵营都对话的建筑师。一种罕见的立场。

1938年——马达加斯加版《Chemin de Croix》，十四幅铜版蚀刻

在建筑师生涯之中，利奥塔尔从未放下画笔与刻刀。1938年，他着手创作一生中最重要的版画作品：一组完全移植到黑非洲场景中的苦路。黑人基督、马达加斯加士兵、身着白色缠腰布的妇女、在棕榈树与列柱之间背负的十字架——古典基督教母题经过了热带图像志的彻底改造。在1938年，这是一种激进的做法：将耶稣受难本土化，把一位加利利的神变成一位赤道的神。

作品的发行方式本身就是一桩历史事实：塔那那利佛成立了一个「利奥塔尔马达加斯加宗教艺术装饰作品创作委员会」（Comité Liotard pour la réalisation d'une œuvre décorative d'art religieux malgache），由宗座代牧富尔卡迪埃主教阁下（Mgr Fourcadier）任名誉主席，由殖民行政体系中的科学与文化人物方东努瓦博士（Docteur Fontoynont）任执行主席。认购按月付款：「每套360法郎，随制作进度交付」，每月20法郎。这是一种按月分期订购艺术品的制度，让马达加斯加的公职人员得以逐步凑齐一整套十四幅、印于里夫半葡萄开犊皮纸上的组画。日期为1938年11月3日的第20号收据即为明证。

1948-1952年——马达加斯加参议员

1948年11月，阿尔西德·利奥塔尔以独立共和派身份当选马达加斯加参议员。在卢森堡宫，他的发言始终围绕一个主轴：海外法国。他就交趾支那在法兰西联盟中的地位发言，质询外交部长打算如何「对抗那些企图瓦解法国在海外领土各项事业的外部影响」，而且——尤其——在自然灾害问题上奔走呼吁。

1951年，摧毁马达加斯加东南端多凡堡（Fort-Dauphin）的飓风成为他的战斗。他先提交一项决议提案，继而提交一份报告，争取立即援助。他推动设立应对海外飓风的常设储备拨款。这在小范围内是一场非常现代的辩论——预先防范灾害，而不是被动承受。

除海外问题外，利奥塔尔还是重建与战争损害委员会（Commission de la Reconstruction et des Dommages de Guerre）的候补委员，后转为正式委员。会议纪要显示，早在1951年1月11日他便已投入工作——就规划缺乏协调、重建自治基金（Caisse autonome de la Reconstruction）以及450亿总拨款等问题，质询重建与城市规划部长欧仁·克洛迪于斯-珀蒂（Eugène Claudius-Petit）。他致函部长，承担撰写报告——简而言之，他是一位实干的参议员，而非摆设。

在1952年5月18日的选举中，他未能连任。政治生涯就此画上句号。65岁的利奥塔尔落下议会的帷幕，选择了画室。

1952年——《世界报》上关于「土著」的文章

就在任期结束的同一年，利奥塔尔在《Le Monde》（世界报）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。他在文中拒绝使用「土著」（autochtones）一词，称之为「宪法中的谬误」（non-sens de la constitution），因为它把一些「独立的部分」固定在不稳定的处境之中。他的论点是：

「（这些）领土的正常发展，只能是今天共同居住于此的全体居民在一切活动领域中的共同发展，而绝不是将其中被称为土著的一部分分离出来。」
——阿尔西德·利奥塔尔，《Le Monde》，1952年。转引自参议院传记。

对于他那一代的前殖民官员而言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立场。官方学说区分殖民者与土著，而马达加斯加（1947年）以及后来阿尔及利亚的「独立派」则反过来要求承认土著身份；利奥塔尔却主张一种统一的思路，让欧洲人与当地居民同属一个领土上的人民。他既不主张同化，也不主张决裂：他是一位仍把法兰西联盟视为共同契约的共和派。参议院的传记将这篇文章列为他最常被引用的立场表态之一。

1952—1973年：克利希大道34号16号画室

据参议院官方传记，1952年退出政坛后，「他退出公共生活，住进蒙马特的一间艺术家画室，天气好的季节则住在土伦港湾上方的一座小屋。他在那里素描、作画，直至辞世。」

这间画室就是位于院落深处的克利希大道34号16号画室。利奥塔尔于1952年购得此画室，并保留其用益权直至1973年9月18日辞世之日。在34号的二十一年——与赫拉·古斯（1951-1992年，在6号画室41年）的时长相当，但属于另一代人的方式：古斯到来时正值艺术成熟期；而利奥塔尔1952年时已65岁，刚刚离开参议院。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幕。

「他是政治家，也是画家、雕塑家、版画家；他退出公共生活，住进蒙马特的一间艺术家画室。」
——官方传记，法兰西共和国参议院，第四共和国参议员档案。

利奥塔尔1952年来到34号，与此地的逻辑一脉相承。同一时期，6号画室自1951年起由赫拉·古斯使用——捷克画家，抒情抽象，巴黎画派。在第一进院落，4号画室先后住过亨利·马雷和塞巴斯蒂安娜·马雷。7号画室曾容纳布列塔尼雕塑家皮埃尔-吕克·费图。战后的34号已成为一座仍在运转的艺术家院落——不是博物馆，也不是官方驻地，只是一个靠租金（对利奥塔尔而言则是产权）便能在玻璃天窗的北光下继续工作的地址。

绘画作品——以马达加斯加为母体

在16号画室的二十一年间，利奥塔尔主要依据对马达加斯加的记忆作画、刻版。盖布朗利-雅克·希拉克博物馆馆藏中保存着他尺幅最大的油画：《Escale à Diego-Suarez》（在迭戈-苏瓦雷斯停泊），1931年，布面油画，197 × 212厘米（藏品编号75.9137.1），由艺术家本人捐赠。此画曾参加盖布朗利博物馆自2018年起举办的巡回展《Peintures des lointains》（远方的绘画）。

除迭戈-苏瓦雷斯外，利奥塔尔以系列方式创作：法国国旗下的游行场景——大岛上的国庆节——伊梅里纳（Imerina）的高原风景、港口景色。签名「Liotard」位于右下角，字母紧凑。

土伦港湾——夏季居所

在16号画室的全部岁月里（1952-1973年），每逢好天气，利奥塔尔便离开蒙马特，前往土伦港湾上方的一座小屋。他在巴黎与土伦之间往返，直至1973年9月18日在土伦辞世，享年86岁。巴黎-土伦的节奏本是那一代人的传统：博纳尔、马蒂斯、迪努瓦耶·德·塞贡扎克——南方的阳光供给调色板，巴黎的画室面向市场与订件。利奥塔尔以他自己的规模，遵循同样的节奏达二十一年之久。

《Bouquet de fleurs》——晚期作品，1964年

16号画室留下的画作中，有一幅花束静物——风信子、鸢尾、白色与粉色花朵插在松石色花瓶中，深色背景——右下角签名并注明日期「Liotard 1964」。此画作于画室出售前一年，是巴黎时期最后的作品之一。颜料厚涂，以刮刀塑造，色调深沉而跳跃——与马达加斯加高原明亮的水彩相去甚远。一位晚年的色彩家，近乎表现主义。

34号编年中的一位人物

利奥塔尔为34号1950年代的故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。彼时院落深处的其他画室由外来艺术家使用（捷克人赫拉·古斯；布列塔尼人皮埃尔-吕克·费图；后来还有图卢兹人米歇尔·巴特尔）。利奥塔尔则加上了不同的一层：一位转行为画家的前殖民官员，一位在热带建造教堂、晚年在皮加勒刻制黑人基督的建筑师。仅此一人，便是一段完整的轨迹。

1952年来到16号画室时，他65岁，一条腿自1913年起便跛了，参议员任期刚刚结束，笔下积存着二十年的马达加斯加，翻领上别着比利时王冠勋章——他想在皮加勒为自己的余生安置一间画室。他在这里作画、刻版二十一年，直至1973年9月在土伦的夏季居所辞世——始终忠于皮加勒与土伦港湾这两极，它们构成了他整个退休生活的骨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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